「我不會被這個男人教訓什么是厭女,我絕對不會」

 
我不會被這個男人教訓什么是性別歧視與厭女,我絕對不會。政府也不會被這個男人教訓性別歧視與厭女,現在不會,以后也不會。
 
反對黨領袖說有性別歧視或是厭女者不適合擔任領導。我希望反對黨領袖拿張紙寫下他的辭職信。因為如果他希望知道厭女在當代澳大利亞長什么樣子,他不需要議會提案,他只需要一面鏡子,那才是他需要的。(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10.Oct,2012)
 
 「我不會被這個男人教訓什么是厭女,我絕對不會」
 
這是澳大利亞女總理朱莉婭.吉拉德(Julia Gillard)知名的「厭女演說」的開頭,也是當代關于厭女政治最經典的論述。吉拉德是澳大利亞首位女總理,2010年在工黨黨魁選舉中勝出后擔任總理,在2012年10月9號她在澳大利亞國會發表了著名的厭女演說。該演說的背景是反對黨自由黨領袖東尼.艾伯特(Tony Abbott),對總理吉拉德所領導的政府提出不信任案。案由是針對執政黨議長彼得.斯利柏(PeterSlipper)的言行不當,包括使用公費酒莊旅游以及對其男助理電話短信性騷擾等問題,后者成為反對黨批判執政黨的焦點。
 
 
 
在國會為不信任案而激辯時,吉拉德發表了此一著名的厭女演說,演說中細數了對手艾伯特過去的厭女言論,以及自由黨人的偽善,過去支持議長并與其關系密切等。[3]這場演說,由于反復不斷地直指厭女與性別歧視,國際媒體與相關研究通稱為厭女演說(themisogyny speech),這篇演說讓國際關注到,厭女與性別歧視在政治上的普遍性。
 
 
 
另一個國際知名的厭女政治的案例就是希拉芮.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她在2008年參與美國總統大選的民主黨初選。在其競選過程中,性別歧視層出不窮,最為著名的是在造勢場合有男性民眾大喊「iron my shirts」的事件,公然將女性政治人物的角色限縮至家庭內。
 
 
 
2016年希拉芮代表民主黨參選,大選后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11月18號專文標題:「這次總統選舉是對性別的公投,而女性輸了」(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a referendum on gender and women lost)。報導中更指出這次總統大選的性別差距(gendergap)是史上最高的一次,這次選舉中不僅女性投給希拉芮高于川普(Donald Trump),但是更關鍵的是,白人男性以更高的比例差距投給了川普。[4]很多報導也已指出選舉中的性別問題,密西根大學三位政治學者Carly Wayne、Nicholas Valentino和Marzia Oceno在選前六月份針對700份全國代表性樣本的民調數據的研究顯示,對女性的敵意(hostile sexism)和對川普的支持有著強烈相關,對女性的敵意如同政黨認同,對于總統選舉有很強的預測力。[5]
 
 
 
性別是否是重要因素?又如何影響女性政治人物的發展?很多人認為解釋這些知名女性政治人物的成敗的因素很多,不能簡化為性別的問題。然而,如同吉拉德卸任總理的最后演說所言,作為澳洲第一位女性總理,「性別即使不能解釋她所有的功過,但也不可能沒有解釋任何事」。[6]這段話清楚地點出,女性從政者,不論如何淡化其性別,都不可能回避性別對其影響。
 
女性政治人物的困境與挑戰
 
 「我不會被這個男人教訓什么是厭女,我絕對不會」
 
性別因素對女性從政的影響,光是從吉拉德與希拉芮這兩個例子,就可以看到以下許多不同的作用方式:
 
 
 
第一是放大檢視女性政治人物的個人身體與特質與私生活。吉拉德的紅發、身形、未婚沒小孩、非傳統女性居家生活,這都是她從政以來媒體關注的特質,也曾被質疑過單身的她如何能理解多數主流家庭的照顧需要。而希拉芮的發型裝扮也是媒體從未放過的焦點,她從比爾.克林頓競選阿肯色州長時期,就不斷被檢視成功女性和家庭主婦的矛盾,她也面對社會壓力改從夫姓,從希拉芮.羅登變成希拉芮.克林頓,從一位獨立自主而成功的百大律師轉換為重視家庭的第一夫人,持續被迫去迎合美國社會大眾對傳統女性的角色期待。這些非常個人化與性別相關的特質,都是在早期政治生涯,首先會被特別檢視的特質,不斷提醒她們的女性角色與身份。
 
 
 
第二是性別角色與政治領袖角色的雙重約制。伴隨著放大檢視女性特質的,是要求其滿足女性與政治領袖雙重角色的社會壓力。女性政治人物往往試圖平衡其性別角色與政治領袖的角色,或是淡化其女性特質,試圖讓自己看起來像是公眾所認可的政治領袖。吉拉德從政以來淡化性別因素,結果反被質疑,為何在捍衛內閣存續時才指出性別問題。在卸任時,她說「沒有人注意到她是個女性直到她提出來」(no-one noticed I was a women until I raised it),指陳政治體系內置以男性作為標準的想像,女性如何成為例外。
 
 
 
對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初選的研究指出,希拉芮已經盡可能去平衡性別與政治的雙重角色,既要表現出強悍堅定的領袖特質,又在議題上強調關愛價值與議題,例如對性別、幼童教育與醫療健保等議題的關注??上У氖?,在2008年大選之后,希拉芮在受訪時表示,民調顯示在沒有特定候選人的情況之下,美國人可以接受黑人男性總統的比例,在所有民調中都高于接受女性總統的比例,性別的門坎比種族的門坎更難跨越。[7]最吊詭的是,當女性政治人物,試圖配合主流價值調整其性別角色時,又經常會被質疑其不真實。
 
 
 
第三是對男女政治人物的雙重標準。吉拉德最初在2010年于黨內黨魁競爭勝出之后當上總理,沒有經過大選,被懷疑其個人野心大過黨內忠誠,被媒體戲稱「好女孩不帶刀」(nice girls don’t carryknives)。[8]野心與權力欲望被視為是角逐高位者普遍具有的特質,但女性政治人物必須要同時適度表現出女性應有的利他社群性(communaltraits)的特質,否則會被厭惡。[9]希拉芮也有類似的困境,美國媒體眼中的她,從第一夫人到參議院到國務卿,從獨立自主不愿成為總統背后的女人,到為丈夫的性丑聞辯護,為了滿足社會期待而調整其個人特色,汲汲營營只為了奪取大位,是代表主流建制派(establishment)的既得利益者,是充滿野心與權謀的女性。
 
 「我不會被這個男人教訓什么是厭女,我絕對不會」
 
這個「野心論」有個性別吊詭:不少研究指出,多數女性內化社會期待的性別角色,普遍較缺乏政治野心,容易自我否認參政的興趣,所以女性參選者少。然而,一旦經過嚴格自我與制度篩選而決定出來參選的女性,其條件資歷通常比男性候選人更好。[10]這兩位女性就是這樣的社會性別規范篩選的結果,必須積累更多優于男性的資歷,否則身為女性的她們很難靠近總理╱總統的位置,但是當她們累積了足夠的資歷,又可能被批評為建制派。野心對身居高位的男性顯得理所當然,在女性身上則成為不應該、不自然的權謀。當然,性別不會是政治的唯一重要因素,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反全球化新自由主義以及反移民的白人藍領選民迎來了川普,暴露出美國階級種族與民族主義等諸多交叉性認同間的膠著與緊張。然而,性別的雙重標準也從未缺席,人們期待一個理想的女性政治人物,但卻不要求一個起碼不會歧視騷擾他人的男性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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