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寫給拒絕命運的安排倔強想要活得更好的人

“江南三部曲”作為格非沉寂多年之后的重要作品,這是他應對新時期的變化和自己的思想轉向所做的一次寫作的嘗試。對它的理解如同一次“文學的邀約”。格非對歷史、革命和烏托邦的思考是復雜的、深沉的、開放的,對烏托邦主題的思考甚至到了疲倦的地步,故而有時做出避而不談的姿態,但是“烏托邦”的確是我進入“三部曲”思考和細讀的關鍵詞之一。相比之前的先鋒創造,格非小說的主題逐漸深化,鄉土曾是他進行歷史想象的重要空間,而“三部曲”中的都市書寫同樣參與到格非對現代性的想象中,都市成為格非勘探人性、欲望和知識分子精神的重要場所,對社會現實的介入和批判成為他寫作轉型過程中的重要指向。對于知識分子寫作的可能性和延續性的探索,格非在“江南三部曲”之后的《隱身衣》和《望春風》兩部小說作出了新的嘗試和努力。

“江南三部曲”雖然算不上一出嚴格意義上的崇高悲劇,也不同于我們一般認知的古典悲劇,但它存在種種悲劇因素,悲劇人物都是去追求完成不了的目標,總是受到自身和外部世界的限制,最后導致自身的毀滅,但人物的悲劇精神卻有感人至深的力量,給人以“悲劇”的藝術體驗。悲劇并非簡單指涉個體的毀滅,“悲劇并不是指涉死亡,也不以死亡作為悲劇的最終結局?!背跎嫖膲?,格非的寫作更多的是受西方文學的滋養,具有濃厚的現代主義氣息,但浸淫其中良久,他對英國文學、法國文學、非洲文學、阿拉伯文學等了解愈深,就愈來愈感到思考中國文學特質的必要。格非在談到當代文學除了其緊緊纏繞的“社會性”之外,還應該不忘中國古典文學的傳統,“我把它稱之為對感時傷生、時間的相對性、死生意義等的思考和追問”。這種思考也體現在“江南三部曲”的寫作中,它深受《紅樓夢》、《金瓶梅》等古典小說的影響,格非的悲劇書寫既是對“世情”、“世事”、“人情”的描寫,也是對其內在價值的超越。悲劇與革命、悲劇與烏托邦、悲劇與愛情,悲劇與現代性等等是筆者思忖格非寫作的關鍵問題,我試圖從格非的創作轉型和格非的知識分子寫作兩條路徑來回答和闡釋這些問題,當然對“江南三部曲”悲劇性美學的探究離不開格非對革命和烏托邦的虛無的解剖,離不開格非對都市人和知識分子的精神譜系的精準描繪,離不開格非新的敘事藝術的開拓,離不開格非對中國文學傳統資源的創造性轉化。格非“江南三部曲”的悲劇書寫不同于新世紀以來的現實主義長篇小說的寫實性和日常性,它具有一種哲思性、寫意性、抒情性的美學特質。悲劇精神作為文學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對于深受樂感文化影響的中國讀者來說,他們深諳樂天知命的道理,悲劇精神更多的時候是被遮蔽的。格非的悲劇書寫中對時間與空間的設置與思考與時代精神的變遷緊密切合,時間跨度從革命時代到“告別革命”的時代,空間從“花家舍桃源”到消費主義與拜金主義盛行主義的欲望都市,時代精神的轉變影響了文學精神的轉向。時間性為悲劇書寫提供了一種悲劇媒介,空間性為悲劇的發生提供了一種悲劇場域?!爸挥挟斘覀儽槐频眠M行思考,而且發現我們的思考沒有什么結果的時候,我們才在接近于產生悲劇?!?/p>

程千帆先生曾說,文學活動,無論是創作還是批評、研究,其最原始和最基本的思維活動應當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是感字當頭,而不是知字當頭。我一直堅持自己閱讀“江南三部曲”的最初感受,那是最真實、最真切的藝術體驗,在感受小說藝術魅力的同時,也體味到格非的書寫并非十全十美的,也有各中不足之處,例如“三部曲”的藝術水準有頭重腳輕之嫌,當然這與格非的創作狀態有關,《春盡江南》作為末部,格非已有倦怠之意,此外也與格非對當下社會現實的捕捉的無力感有關。當然,人物的符號化和類型化、語言的文白夾雜顯得有些掉書袋、不加節制的議論等等,在筆者看來這是格非創作中的瑕疵之處。盡管如此,格非作為先鋒派作家轉型的代表,他的寫作為當代文學圖景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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